1956年八大召开，叙利亚以色列代表发生争执，王稼祥亲自出面解决

前言

毛泽东与王稼祥相识相交43年，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多次说：“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

而王稼祥的一生，也似乎都与毛泽东有缘。

1931年3月，王稼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1935年，他在遵义会议上坚决地支持毛泽东，投下了关键的一票；1938年，从苏联归国的王稼祥带回了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1943年，王稼祥在党内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

建国前夕，毛泽东曾特意询问王稼祥：“是愿当驻苏大使，还是当中宣部长？”

王稼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1950年底卸任后，王稼祥出任新建立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一干就是10余年。可以说，王稼祥是中国对外联络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王稼祥带回了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

1945年，王稼祥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一生负伤犯病，历尽艰难险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是一件遗憾的事，其实我是想始终坚持工作的。”

其实，带病工作的王稼祥在工作上是很出色的。

王稼祥的负伤是在1933年。

那年4月，中央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总政治部在江西乐安县谷冈村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政委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都参加了会议。

当周恩来讲话时，外面骤然响起了防空号，王稼祥迅速组织同志们疏散、隐蔽。此时，敌机开始狂轰滥炸，急得周恩来高声叫道：“稼祥，卧倒！快卧倒！”而王稼祥却忘我地送走最后一批同志，转身隐蔽时，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爆炸，他不幸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之中。

王稼祥身负重伤后，周恩来、萧向荣等立即请军委卫生部长贺诚前来救护。检査后，发现他腹部有多块炸碎弹片。王稼祥忍着剧痛，让电动磁铁吸出弹片，而一些留在肌肤深处的碎片仍无法取出，贺诚建议送往瑞金后方医院治疗。

在瑞金后方医院，经会诊，发现王稼祥伤势不轻，弹片从右下腹打进，把结肠打穿了，弹片嵌在右肠骨窝上。结肠穿孔会感染，可发生弥漫性腹膜炎，按常规必须在负伤后6小时内手术，缝合结肠上的穿孔，防止腹腔感染。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医药条件的困难，王稼祥的伤未能根本治愈，这给他带来了终生痛苦的后遗症。

王稼祥负伤时才28岁。在以后的40年，王稼祥在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不息的同时，也坚忍、顽强地同伤病和疾病作斗争。

身负重伤的王稼祥不得不躺下来，住在中央红色医院接受治疗，当疼痛有所缓解后，他就回到总政治部，一边疗养，一边工作。

1934年2月，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以后，王稼祥病倒了，完全脱离工作，直到10月长征开始时，才用担架抬上长征之路。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后，王稼祥随红一方面军于12月13日到达瓦窑堡。这时，他的伤口又发作了，肠子穿孔，得了脓毒性败血症，发烧高达40摄氏度。他不得不住进红军卫生学校附属医院，连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也不能参加。

1936年10月间，鉴于王稼祥病情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中央决定王稼祥去苏联治伤。12月初，王稼祥离开保安前往西安，准备经上海转赴苏联。1937年3月3日他们一行安全抵达上海，在上海地下党的精心掩护下，于6月16日动身离沪赴苏。

1937年7月初，王稼祥一行到达莫斯科，他化名“张烈”，被送进医院开刀治疗。自受伤4年多后，留在他腹部的炸弹碎片和腐骨，终于被清除出来了。出院后他又被送到南俄疗养。是年秋冬之交，因王明、康生回国，王稼祥接任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8年6月，王稼祥要求回国，7月初，他动身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谈话，说：“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显然，季米特洛夫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这也要感谢王稼祥，因为在从莫斯科回延安途中，他几乎搭上了生命。

苏联的飞机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后不能再送他了，八路军派了一个车队到迪化来接他和他带回的军用物资。车过兰州后，他们被一帮土匪拦截，险些暴露了“秘密”。当车快到延安时，因司机疲劳不堪，他乘坐的卡车翻到了山沟里，是一棵树救了他，否则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就中途失传了。

历尽千辛万苦的王稼祥终于回到了延安。1938年9月14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听了传达后，为共产国际明朗的态度所鼓舞。会议决定，立即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并由王稼祥打电报通知王明，请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回延安参加会议。

9月2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开幕式由张闻天主持，随后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六中全会历时一个多月，直到11月6日才结束。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对统一全党的步伐，推动各项工作的迅速开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王稼祥和他从共产国际带回的重要指示，功不可没。

王稼祥与外交事业的缘分

王稼祥的一生似乎都与外交有缘，在中央苏区时，他就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解放后，他先是担任驻苏大使，不久又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从事外事工作。

其实早在1925年5月，当王稼祥在芜湖圣雅各中学读书时，为解决退学学生的转学问题，他就充当过“外交代表”，去省教育厅谈判、交涉。

1930年，王稼祥留苏回国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1931年4月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作为中央代表团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

尽管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当时没有开展什么外交活动，但对于王稼祥来说，毕竟是一个最初的尝试。无怪乎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后，当毛泽东征求王稼祥对工作分配的意见，问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愿意当驻苏大使还是当中央宣传部部长时，王稼祥经过考虑，决定选择前者。这不能不说是同他1931年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有因缘关系。

1949年10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10月20日下午，王稼祥率公使衔参赞曾涌泉等9人乘专车离京赴苏。10月31日，抵达莫斯科。11月3日，呈递国书。从此，王稼祥在莫斯科身负驻苏大使的重任，同时，作为外交部副部长，兼管对东欧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同苏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的事务。

驻苏大使馆是新中国建立后设立的第一个驻外大使馆。由于参加使馆工作的同志过去都没有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尤其是对涉外礼节、礼宾程序不熟悉。因此，王稼祥非常重视建馆工作，很快组织使馆人员学习外交业务，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为使馆人员讲授有关外交礼节、外交文书和法律条约等方面的课。

王稼祥的第一个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参加十月革命22周年的庆典。当时，朱仲丽以大使夫人身份也出席了宴会，她和王稼祥的出现，改变了人们想象中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土八路”的形象。

王稼祥履任后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毛泽东访问苏联作各种准备工作。

毛泽东访问苏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苏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

1949年12月15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莫斯科东北约200公里的基洛夫车站，王稼祥专程到那里迎接，并登车陪同毛泽东至莫斯科。毛泽东到莫斯科后，王稼祥就离开了使馆，把使馆的日常工作交给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曾涌泉，住到毛泽东那里，专门协助毛泽东工作。

毛泽东这次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岁寿辰庆祝活动，就中苏两党、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条约、协定，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

12月24日，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谈中，由于双方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发生了某种误解，会谈一度陷于僵局。

此时此刻，王稼祥的主意起了重要作用。他提出，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和情况。于是，中苏会议的僵化局面打破了。斯大林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商讨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从此，国际关系开始出现新的格局。

当晚，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夫妇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斯大林破例接受邀请，岀席宴会。这加深了中苏的友谊。

毛泽东、周恩来回国后，王稼祥又参加了中苏间一些有关经济问题的会谈和协定的谈判。如中苏两国建立电报、电话联络和交换邮件、包裹的协定，在中国新疆创办中苏石油公司的协定和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公司的协定，创办中苏民航公司的协定和有关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还有1950年中苏贸易换货协定以及今后两年苏联供应中国工业设备及器材的协定等。这些工作直到1950年5月中旬才结束。

王稼祥在担任首任驻苏大使任内，坚持维护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全力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工作卓有成效。

王稼祥在莫斯科半年多的工作非常紧张、劳累。由于健康原因，这一年的夏季，王稼祥由朱仲丽陪同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尤利温泉疗养区疗养。

1950年年底，王稼祥报中央同意，回国述职。

在短短的一年多驻苏时间内，王稼祥为建立和维护中苏友好关系倾注了心血。

王稼祥出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1950年年底，王稼祥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驻苏大使，回国述职后另行分配工作的请求。

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急剧提高，影响也迅速增大，有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都要求同中共建立联系和加强来往，因此原有的对外联络工作机构，即中央统战部下属的对外联络机构，已经不能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了。于是，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担任新建立的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1951年1月24日后，王稼祥即开始着手中联部的组建工作。在较短的时间里解决了中联部的组织机构、编制和领导班子问题。

1951年4月下旬，王稼祥陪同日共两派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

1951年5月初，斯大林召见王稼祥，在场的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几位苏共主要领导人。

当时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国际共运、亚洲革命形势和中国的情况等。斯大林一度提出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联盟的设想，这对王稼祥来说是一次考验。因为以斯大林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而言，对他的意见是不便提出异议的，而王稼祥却和缓、明确地说：“我们不能这样做。”

随后，王稼祥从国际主义立场和对民族问题的深刻认识出发，果敢地在原则问题上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提出独立见解的态度，坚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赢得了对方的尊重。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中共向越共派出援越顾问团，这方面的许多具体工作，即由中联部负责办理。

1953年5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制订了驻越南顾问团工作守则，要求驻越南顾问团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

王稼祥重视中联部的机关建设。从初创时起，他就强调机构、人员要精干，要有效能，杜绝人浮于事、工作拖沓。

王稼祥在中联部除了出席部领导处理日常工作的办公会议外，还经常主持有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部务会议，并讨论重要问题。凡是有关中联部工作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一般都要由他同副部长联合署名。

王稼祥要求中联部工作人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通晓业务知识，必须掌握外国语言文字。他还经常亲自出题目，要他们把研究成果写成书面材料向他报告，或者编译专册供研究问题参考。

中联部在王稼祥的领导下，经过短短五六年时间，即与全世界60多个共产党建立了工作关系，这是王稼祥努力工作的结果。

为使对外联络工作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使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干部能够正确地了解和掌握党际关系的准则。

“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是王稼祥对党际关系的通俗、简洁的概括。

“是一家人”是指各国共产党都是信仰马列主义，都是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又不是一家人”是指各国国情和利益不同，各国必须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务。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中共中央邀请了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前来参加，整个接待工作都是在王稼祥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会议上，发生了叙利亚党代表团和以色列党代表团在彼此致词内容上的争执。这个问题，后经王稼祥亲自出面，对双方代表团进行耐心的劝说和调解后获得解决，赢得了许多兄弟党的信赖和敬佩。

王稼祥在主持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中，既注意谦逊平等，又坚持独立自主，既反对大国主义，又防止狭隘民族主义，他为此定下了一套完整的方针方法，并且身体力行地这样做了。他在这方面的主张及活动，一直为我国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志所称道。

可以说，王稼祥担任中联部部长到60年代，整整10余年里，为中央对外联络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